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从一份农村调查看三十年代
编辑日期:2018-12-10 11:00:07 来源: 发布者: 阅读次数: 次
    

 

从一份农村调查看三十年代
邳县农民的悲惨生活
民国22年(1933年)夏季,国民党行政院农村复兴委员会在江苏、浙江、河南、陕西四省的部分县乡开展农村调查,重点了解乡村土地关系及农民生活状况。调查组在江苏共选择13个县,其中徐州的邳县、铜山县名列其中。不过由于种种原因,调查组仅在邳县的岔河、官湖、炮车3个镇的谭墩、半里庄、贺庄、土埠林、戴家场和桃园庄等6个自然村进行了实地调查。从这次调查所掌握资料来看,当年邳县农业生产之落后、农民生活之悲惨,已经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。
一、土地高度集中,农民失去了赖以生存的依靠。对如何判定农民经济状况,调查组制定了一个标准,即农田大部或全部出租,大部或全部雇工经营,自己不参加田间工作者,称为“地主”。自己参加田间工作,同时雇长工1人以上或短工百日以上,有扩大再生产的可能者,称为“富农”。自种自田或租种多数租田,不雇工耕种亦不被雇于人,仅能保持简单再生产者,称为“中农”。耕种少量自田或租田,甚至将全部或大部时间出雇于人,其再生产能力日趋缩小者,称为“贫农”。按照上述标准,邳县被调查的6个村占总户数5.6%的地主、富农占有土地就达到土地总数的41.4%,有一户窦姓地主拥有土地竟达5万多亩。而占总户数61.2%的贫农,占有的土地仅为土地总数的22.3%
调查还显示,6村中有27.9%的农户,其大部或全部时间出雇于人,成为雇农。就邳县全县而言,土地占有状况不论是户均还是人均,大致是地主1倍于富农,5倍于中农,28倍于贫农,富农则3倍于中农,16倍于贫农。这种状况表明,土地高度集中已成为农民生活悲苦的重要原因。
二、当地卖地再租地,农民倍受盘剥。调查显示,许多贫苦农民迫于生计,不得不出卖自己赖以生存的有限土地。在邳县,农民出卖土地往往走先“当”后“卖”的路子,当期一般为3年,当价则是地价的50%60%。由于地主和商人一再压价,所以出卖土地的地价也越来越低。在谭墩村一带,每亩土地最高可卖15元,有的只有1112元。出卖土地后的贫农,为了眼前的生存,只好再去租种地主的土地。被调查的6个村172户贫农中,大部或全部靠租种地主土地为生的有95户,占55.2%。农民租种地主的土地,地主仅出一半种子,农具、肥料均由租户负责解决,收获时实物平分。实际上,当将要收获时,地主便派“总管”前来督察收割,并进行实地估产。在多数情况下,估产往往大大高于实产,本来可收30石的,他可以估40石。这样,按估产的产量进行平分,租户则吃了大亏。当时,邳县一带每亩土地夏季可产小麦5斗,秋季可产高梁或大豆3斗,与地主平分之后,租户每亩所得至多5元(银元)
三、苛捐杂税多不胜举,农民不堪负重。在邳县,农民所要承担的田赋比较重,而比田赋更重的则是附加税了。省级附加税主要有教育专项,水利专款,筑路专款等数种。而县级的附加税,名目就举不胜举了,诸如公安亩捐、自治亩捐、党部民众捐、农业改良捐、普教亩捐、习艺所亩捐、抵补金亩捐,自治捐、党务捐、教育特捐、积谷捐、区圩塘工捐、保卫团捐、水巡察经费、警察队经费、开河经费、乡镇经费、师范经费、区经费、防务费、教育费、清丈费、户藉费、村制费、公益费、保坍费、建闸费、国省选举费、修志费、慈善费等共计30多种。据调查计算,农民承担的附加税税额约为正税的6.6倍。此外,还有各种各样的军需摊派,被调查的6个村,村村都不例外。一般情况下,军需摊派每个村每年要负担30元以上。在苛捐杂税多如牛毛的情况下,贫苦农民实在难以承受,只得再当出或卖掉自己少得可怜的土地。而为了糊口,又不得不再租地主的土地耕种,如此形成恶性循环。调查材料表明,70%以上的贫农都是负债者,利息通常在3分以上,甚至更高。
四、匪祸频发,农民不得安宁。上个世纪二三十年代,邳县顽伪盗匪武装各据一方,勒索钱粮和烧杀抢掠事件不断发生。当时社会上曾流传着这样的诗句:“干戈扰攘几时休,病卧蜗居未解愁。”还有诗句曰:“盗之为患,惨不忍言。”6年前谭墩村就曾遭到匪劫,全村房屋、人口被烧被杀过半,前几日又刚刚发生过一起杀人事件。为了调查组的安全,县长王兰卿只得带领马队和一连步兵前往开道。到了区公所之后,区长又加派1名助理和4名卫士配合县长做好治安工作。一路上,士兵们手托步枪,屏住呼吸,左顾右盼,如临大敌。车夫们则一律不语,加快脚步,吃力前行。虽然这次没有发生意外,但所有在场的人全都捏了一把汗。不过,在调查组人员返回的途中,不远处还是响起了轰鸣的枪炮声,不用问这一定是兵匪又在激战了,由此可见社会动荡之一斑。
鉴于上述情况,邳县农民特别是贫雇农的生活状况是相当悲惨的。
从饮食情况来看,调查组在官湖镇贺庄村和土埠林村调查后,调查人员这样写道:“佃农任地主驱使,再加上苛捐杂税的剥削,天灾匪祸的摧击,这样他们当然只能吃粗饼,用蒜一根调调味。”据《邳县志》记载,上个世纪30年代,全县半自耕农、佃农、雇农挣扎在饥饿线上,有些不得不改日进三餐为日进两餐,还有大约5%的农户每年要关门闭户3-6个月,外出乞讨,所以邳县成了远近闻名的“叫花子县”。
从穿着情况来看,调查材料称:“穿的是土布、破衣,聊以蔽体,近乎原始人的生活。”又说:“土人多着草织套鞋,步行颇速,男人多赤膊,女人都是蓄发缠足,着布衣,其长过膝。”在谭墩村,调查人员看到的情形是:“农民衣着褴褛,哭丧着脸,十足象征了他们生活在怎样悲惨的境地里。”在炮车镇桃园庄调查之后,调查人员这样写道:“他们生活的艰苦,比谭墩村好不了多少,这里小孩特别多,一群群赤身露体,围着我们……”
从居住情况来看,调查人员将地主与一般农户的情况作了一个对比分析,称“邳县窦、庄、马、戴四姓大地主,各自都建筑了很坚固的堡寨,环护他们的高堂大厦,还训练了许多卫队,供他们驱使。”而在介绍官湖镇半里庄农民居住情况时则说:“农民全是草屋,矮小简漏不堪,所用家具完全是士货。”对于坛墩村农民的住房,调查材料则称:“农民多居草棚,冷清清的如死境。”
从生活环境来看,调查材料说:“因为地是沙土,走一步退半步,风来则沙乱飞,几不能开目,犹身历沙漠然。”
此外,当时县府实行抽丁制,规定成年男子“三丁抽一,五丁抽二,孤子不征。”官绅子弟可以以各种借口免征,富裕人家可以买丁替代,唯独贫苦农家子弟必须应征。为了逃避抽丁,一些穷家子弟只能远走他乡,流离失所,骨肉分离。据统计,被调查的6个村中,外逃人员占青壮年的13.9%。还有一些贫家子弟,迫于生计,只得替富人应征,充当炮灰。不论是外逃还是应征,那都只能是一番非人的滋味。
 
王大勤      
 
 
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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